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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重镇说潮瓷

时间:2015-07-15 23:54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李炳炎 潮州位于粤东,与闽南交界。隋朝开皇十一年(591)改义安郡而设立州治,因“潮水往复”得名。唐武德五年(622),李靖平岭南,潮州归属唐朝,辖区东起泉州、西至惠州、南临大海、北达江西东南部。唐中期,潮州辖海阳、潮阳、程乡(今梅州)三县,至

□李炳炎
  潮州位于粤东,与闽南交界。隋朝开皇十一年(591)改义安郡而设立州治,因“潮水往复”得名。唐武德五年(622),李靖平岭南,潮州归属唐朝,辖区东起泉州、西至惠州、南临大海、北达江西东南部。唐中期,潮州辖海阳、潮阳、程乡(今梅州)三县,至近代一直为岭东首邑。广义的潮州,包括现在的潮州市、汕头市和揭阳市以及梅州市部分地区。这个地区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潮州文化。


  潮州西北负山,东南面海。区域内多山地、丘陵,平原狭小。田不足耕的特殊地理环境促使当地发展陶瓷、食盐、蔗糖等手工业来补充经济。


  潮瓷产自潮州窑。历史上的潮州窑指的是唐宋以来在潮州广泛分布的,主要为外销而生产,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瓷器的制作工艺、烧造系统、产品特征和外销路线等诸多方面具有共性和延续性的窑场及其产品。纵观历代潮州窑的地理分布情况,大部分窑址都建立于韩江或其支流区域,这一分布规律皆因便利的水路运输。


  潮州因僻处海隅,自古以来文化发展后于中原地区,潮州窑产品即偶有巧匠精作传世,也多数被认为中原名窑所产,随着潮州窑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历史真实正逐步得到还原。


  一、潮州窑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基地


  潮州西北负山,东南面海,海岸线蜿蜒曲折,区域内平原、山地、台地、丘陵交错相杂,其中山地、丘陵约占本区总面积的70%。在古代这种平原狭小,田不足耕的特殊地理环境促使当地发展陶瓷、食盐、蔗糖等手工业来补充经济。境内西北方横亘着东北—西南走向的莲花山脉,此山脉阻遏了潮州与中原地区的直接来往,既是兴(宁)梅(县)与潮州平原间的天然分界线,也是本区与岭南首府广州及珠江流域的天然分水岭,而通往南海的韩江自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内陆交通的不便迫使人们发展海上贸易。


  潮州濒临南海,位于南北航线的中点,航海贸易按季风北可至日本、高丽、琉球,南可达今之东南亚、西亚,这种季风也叫贸易风。自唐宋以来,潮州便成为南北贸易的交通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大量的远洋船只需在这里补给。舶商利用这一机会上岸进行货物交易,特别是波斯及马来人经营的贸易船舶。蔡鸿生先生在《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中提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潮州司马李德裕乘船来到韩江鳄鱼滩上遇到意外,船上一部分财物被沉到韩江,此时,他叫“舶上昆仑”去捞,昆仑即为昆仑奴,是头发卷曲,皮肤深黑的古代马来人。这一记事说明,唐代的潮州便有马来人驾舟于韩江。北宋,潮州港是当时粤东地区的对外贸易港。《宋史三佛齐传》中也有“太平兴国五年……潮州言,三佛齐番商李甫诲,乘船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这段文字虽描述了三佛齐国(今爪哇之西旧港)商人在航海广州时遇到台风,船只被迫在潮州港停泊,但也可从中了解到,潮州虽非市舶司所在地,但也是一处地方性的贸易港。


  瓷器是最大宗的海上丝绸之路商品。潮州窑自创烧以来,产品就源源不断的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输出。


  考古发现,日本博多古港出土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瓷器几乎都是来自广东、福建的窑口,广东陶瓷以碗、碟为主,还有执壶、人像、盒等,器类丰富,这些产品大多属于广东东部的潮州窑,也即宋代笔架山窑。另外还有滋贺县大津市南滋贺町勘学堂出土的白釉花耳矮腹执壶,收藏于近江神宫时计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喇叭口执壶、撇口瓜棱盖壶,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白瓷莲瓣纹折沿口炉等,都是宋代笔架山窑的产品。韩国开城原墓葬出土的大量中国瓷器中,其中一件精美的青白瓷人形注子,与笔架山窑出土的胡姬劝酒壶非常相近,已被韩国学者确认为笔架山窑产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青白瓷刻花花卉纹四系罐,据传也是高丽墓葬出土,与笔架山窑出土同类标本完全对应,被日本学者确认为潮州窑产品。马来西亚砂拉越博物馆收藏有大量中国瓷器标本,其中有宋代的青白瓷、青瓷、黑瓷及磁州窑系标本,青白瓷釉壶、瓶、盒子、洗和碗等器物大多来自福建德化及泉州,广东潮州及广州等地瓷窑,如贵馆藏的宋代潮州窑青白釉盘口瓜棱瓶。印尼出土有宋代潮州窑的青白釉瓜棱腹盘口瓶、青白釉刻花碟、青釉十瓣口碗、青白釉刻花碗、青白釉水盂、青白釉瓜棱罐和青白釉莲蓬三联盒等。巴基斯坦巴博出土的浮雕莲花瓣炉。菲律宾出土的宋代潮州窑的青白釉瓜棱盒、青白釉圆筒划花盒、青白釉圈足喇叭口瓜棱腹长流执壶。阿曼索哈出土的宋代潮州窑的青白釉盘口瓶。这些考古发现,都可以在潮州窑本地出土的瓷器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器物进行印证。明清时期潮州窑生产的青釉瓷和青花瓷在东南亚一带存量较大,这些器物至今还出现于当地的家庭、民俗馆和古玩店等。民国二十五年(1936)谢雪影《潮梅现象》载:“潮瓷为土货出口之大宗”。由此可以证明,潮州窑自唐代创烧以来,产品除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外,主要销往海外。


  二、潮州窑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时期


  历史上,潮州窑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下发展壮大的。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其中宋代和近代是二个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一)兴盛期的宋代笔架山窑


  笔架山窑坐落于现潮州城区韩江中游东岸笔架山西麓。因窑场位于韩水之东而得名水东窑,也称韩山窑、笔架山窑。烧制时间为北宋时期。民间对笔架山窑场规模有“瓷窑九十九条,窑长九丈五尺”的传说,有“百窑村”之称。2001年,这一拥有“百窑”之多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当时为何在这里筑建如此大的窑场呢?


  北宋立国,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的地方军事割据。全国瓷业普遍得到发展,出现了五大名窑及众多窑系,陶瓷生产技艺空前发达。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成为一大瓷业中心。潮州窑的生产技艺在这一时期也同样得到较大发展。产品采用长方形砖平铺叠砌而成的龙窑烧造,采用平底圆筒形和釜底圆筒形匣钵,生产工艺更臻于成熟。


  北宋中期,潮州主窑场逐步转移到以韩江东岸笔架山为中心的区域。笔架山的山体坡度比南北郊的台地更加适合建造大型龙窑,其次是笔架山及东麓南侧的水缸山蕴含着丰富的瓷土资源,有利于高温瓷器的生产,邻近的绵绵山林为窑场提供充足的燃料,再者绕山而过的韩江有助于产品的大规模运销。丰富的资源和便利的交通使笔架山窑在外销需求的促进下得到空前发展,也由此确立了它在宋代潮州窑中的地位。


  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笔架山窑的面貌渐渐地浮现于世人的面前。


  1922年10月,军队在潮州城西羊皮冈挖掘战壕时,在距离地表约一米处,挖到一个小石室,室内藏着四尊佛像及一个莲花瓣炉,每尊佛像的底座都刻有铭文,分别写明北宋治平四年(1067)至熙宁二年(1069)所制。后来这一文物发现,由罗原觉撰写的《谈瓷别录》在《岭南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加以披露。20世纪30年代左右,不少国外学者开始热衷于中国古窑址的调研,1940年,西欧人麦康(Malcolm F·Ferly)到福建、广东做了考古学调查之后,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中国古代窑址(An Ancient Chinese Kiln-Site)》一文,专门介绍了在潮州笔架山考察的情况。他说:“笔架山窑废弃的瓷片,分布在长1—1.5英里、宽0.25英里的地域之内,河边含有瓷片的积土层高达10—15英尺,这是他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处古代窑址。”这些学术成果的发表并未引起人们对笔架山窑的认识和重视。直至1953年,韩山师范附小在笔架山中部的虎山西面山坡修建校舍时发现了四座长条形斜坡式窑,广东省文管会对现场作了调查,采集了一批标本。1955年,饶宗颐教授综合笔架山窑的发现情况,撰写了《潮瓷说略》,发表于日本陶瓷协会出版的《陶说》第24期。饶先生是潮州宋瓷研究导夫先路的学者,他在论文中对宋代笔架山窑作了系统的介绍,肯定了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这篇论文的发表才开始引起学术界对笔架山窑的关注。1958年广东省博物馆先后在北段的猪头山和南段的印山清理了三座窑室;1972年在笔架山中部的果子厂后山清理了三座窑室;1980年在笔架山中部虎山清理了三座窑室。1982年,饶先生在原作《潮瓷说略》的基础上,结合1954年到1980年间的考古发现成果,又作了《潮州宋瓷小记》一文,更加详细地介绍了笔架山窑的情况。1986年广东省博物馆在庄厝山清理了编号为10号的窑室。该窑是典型的阶级型龙窑,窑体依山势挖斜坡深沟而建,窑墙砌长方形砖,窑底用砖或匣钵砌阶级隔梁,总坡度14—17度,残长79.5米,宽3米,窑头及火膛已毁,窑壁、窑尾、隔火墙、阶级隔梁均保存较好,窑身长度国内罕见。装烧的方法是采用漏斗形匣钵装烧碗、盘、盏、碟等器物,圈足下垫放一个渣饼或垫环,匣钵逐个层叠成柱状,匣钵一般都是装烧平底较高的器物如灯、炉、瓶、壶和罐,底部用渣饼承垫。同时,该窑还使用测温标(火照)的方法观察窑温,使控温、止火更为科学。2012年广东省文物考古所又在庄厝山窑场发现新窑址。至此,已可窥见笔架山窑的生产规模之大,自笔架山北部猪头山至南部蟹山约3公里的地带,窑场遍布。这也印证了民间对笔架山窑场规模“瓷窑九十九条,窑长九丈五尺”的传说,“百窑村”之得名渊源由此。


  笔架山窑场北部猪头山一带多生产美术瓷,釉色多样,韩山中部主要生产青白瓷和青釉瓷,粉丝厂后山一带多见黑釉、酱釉产品。笔架山窑的产品工艺独特,造型丰富,品种繁多,主要分为日用器、陈设器和杂项。日用器有碗、盘、碟、盏、杯、盒、罐、钵、灯、壶、枕等,陈设器有佛像、炉、瓶等,另外还有骑马人、小狗、狮子等玩具。


  笔架山窑所使用的瓷土富含瓷石、高岭土、黏土等天然矿物原料,可直接搅拌成瓷泥,高硅低铁的胎土是烧制青白瓷的理想坯料。成型方法有轮制、模制和手捏。圆器基本都为轮制拉坯成型,大部分轮制器物的底足内壁留下明显的细小旋纹,边沿比较规整,有卧底、圆饼底及低、中、高圈足。佛像、人物壶、鱼壶、凤首壶、瑞兽熏炉等采用模制成型,部分器件模制后再辅于雕塑或手捏成型粘贴上。玩具中的狗、狮、马等动物都是用手捏成型。本窑的生产既延续了唐代的传统工艺,吸纳中原名窑的工艺技法,又因外销需求融合了中东、西亚国家的审美习惯,创烧了鱼形壶、凤首壶、莲花炉、莲花灯、洋人及洋狗塑像等特色产品。宋代笔架山窑因生产品种繁多,产量巨大,而成为潮州窑历史上的兴盛期。


  (二)鼎盛期的近代枫溪窑


  枫溪位于潮州城西约5公里处,有“郡西门户”、“府城重镇”之称。


  枫溪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立“西厢陶工碑”载:“西厢下社民以造陶营生,凡上司府县各衙家伙并春秋二祭军务考校等项磁器一概答应……”。该碑是潮州陶瓷史中有较高研究价值的碑刻资料。从该碑内容可了解到明末枫溪窑承担潮州府县有关衙门的礼祭用瓷及日用瓷的制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后期西厢枫溪的陶瓷生产情况,也体现了枫溪窑业的地位。有关枫溪窑业的文献记载较少,关于枫溪陶瓷业的创烧时间,依此判断,至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前已有烧制。


  乾隆二十六年(1761)周硕勋纂《潮州府志》中也记载到:“墟市:海阳县……枫溪墟,县西南十里,陶冶之所,逐日市”。清初,社会动荡不安,枫溪窑大多迁入乡内。经营较活跃的有丘灶窑、宫后大窑、窑心灶等,商号有30多家,产品主要为日用陶器。清中后期,枫溪有合顺、胜合、合成、名记、达顺等陶瓷商号。


  清末民国,汕头港开埠通商。枫溪陶瓷业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迅速发展,陶瓷也成为出口货物中的主要土产品。谢雪影在《潮梅现象》中报道:潮瓷为土货出口之大宗……潮属枫溪,素为出产瓷器最多地方,水陆运输,均极便利,销路异常活跃,该区人民业此者,约占十之七八,全潮人民,日常用具之瓷器,多采办该区出品,其余大部分倾销南洋。从这一报道可以窥见当时陶瓷出口贸易的旺盛场面。


  枫溪浮洲园旧时是一条以经营陶瓷产品为主的道路,俗称“安仔街”,店铺鳞次栉比,各瓷作坊及专营陶瓷的商号,基本都在这条街设有店铺或店前经营店后生产,外地的行商来此看样订货者甚多。除这条街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瓷厂分布于市街外围。至近代,枫溪瓷区形成了如合大瓷厂、荣利瓷厂、陶真玉瓷厂等大作坊为主及家庭作坊为辅的规模化生产。枫溪窑产品以米黄釉、色釉、彩绘的日用瓷和陈设瓷为主,烧成温度约1200~1280℃。胎土采用白水土、独角牛土及飞天燕瓷土矿,淘洗工艺简便,多数作坊能以谷糠配制白釉,釉色白中泛黄,大多有开片(冰裂)纹。为增加市场竞争力,枫溪陶瓷业者更引进外国材料,创烧了大窑彩,成为能与洋瓷竞争的主要品种。枫溪瓷产区为提高产品质量,十分重视陶瓷生产技术人才的培养。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实业志五·工业》载,“二十年(1931)间,金山中学特增陶瓷一科于枫溪吴氏宗祠,以从事技术改良之讲习”。又载“二十三年(1934)曾聘德国技师前至考察,而谋改进。”从枫溪瓷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陶瓷业者利用本土优势,与时俱进的创业精神。


  近代潮州窑的发展更体现出潮人下南洋经营的拼搏精神。他们借助国际市场优势,引入外国的陶瓷化工原料,成功创烧了中温的枫溪大窑彩,赢得市场竞争力。另外一些潮人到达南洋诸岛后,适逢当地发展橡胶业,需要大量的胶杯,他们借助陶瓷的经营得以立足和发展。《1911—192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由于抵制日货,新加坡纷纷寄来购买割胶瓷杯的订单……这种货物一般用稻草包扎后装入竹筐用小船经过庵埠载至汕头以待装运国外。据估计每年产值可达150万元。之后,他们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相继发现瓷土,为降低成本,他们选择在当地进行陶瓷生产。他们在生产胶杯的同时,不断延伸产品线,产品几乎囊括所有的日用陶瓷器。至今新加坡的德光岛、裕廊、后港等,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北海、怡宝、新山、古晋等,泰国的喃邦、叻丕、佛统等陶瓷主产区的陶瓷企业大多数仍为潮人家族经营,其中不少形成企业集团,拥有知名品牌。可以说近当代东南亚的陶瓷业是由潮人发展起来的。


  近代枫溪窑在产品创新和经营规模上都有具体的文献记载,大量的传世实物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充满现场感的口述历史重现出经营的旺盛场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时期是潮州窑历史上的鼎盛期。


  三、潮瓷在海丝重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北宋熙宁年间,潮州与广州的商税并列广东商税前茅。北宋元丰年间,朝廷于广州颁发市舶法,嘉靖《广东通志》卷21“民物志二”载:“(北宋)神宗熙宁,天下诸州商税三万贯以下广(州)十四务,潮(州)十四务;万贯以下桂阳二务,康(州)十六务,南雄六务,英八务。”从宋代潮州商贸的活跃和税收的增长可窥见,宋代潮州窑产品外销的旺盛。宋代潮州窑产品的外销,一方面通过舶商上岸贸易,另一方面直接运至官方指定的泉州、广州、明州等外销港口呈报、公验、打照后运销海外。


  民国二十五年(1936)谢雪影《潮梅现象》载:“潮梅瓷器出产,经汕头出口者,每年值五百万元,枫溪瓷为最多。”枫溪窑在近代已形成规模化生产,区域内共有作坊300多家,龙窑30多座,品牌200多个。近代枫溪窑产品外销一方面通过城区韩江码头出海,另一方面通过韩江支流三利溪到达汕头港,转销海内外。


  “集百家瓷艺大成,播四海潮窑风采。”纵观潮州窑1300多年的历史,它是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不断变化发展的。潮人更在陶瓷外销的过程中将瓷艺传播至海外,使中华陶瓷文明在异域绽放光彩,在近代的世界陶瓷业发展进程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千百年来,潮瓷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潮州窑也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而不断壮大,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处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技术精良,风格独特的外销窑场。今逢盛世,传承千年的潮州窑火空前兴旺,潮州最终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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