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潮州人，有两种来源：本地的土著居民与来自北方的中州移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些原来属于不同种族、不同血缘的人群，在粤东南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里，碰撞、交流、融合，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生活方式、独特的文化认同意识、独特的风俗习惯，并使用着一种共同的汉语方言——潮州话。这些共有的文化特征，使得他们有别于周边的其他民系——广府人、客家人和福建人。他们自称、别人也称他们为“潮州人”。

　　本地区的人类活动历史久远，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骐将粤东大地的史前历史简要概括为象山人（早期）、陈桥人（中期）、后山人（晚期）、浮滨人（末期）。南澳象山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以上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距今6000—5500年，在本地区发掘和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更多，这些遗址因为有大量的贝壳堆积被称为贝丘遗址，以陈桥文化遗址最有代表性。陈桥遗址的文化特征，跟广泛分布在台湾海峡两岸以至广东沿海的很多贝丘遗址相同。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遗址的主人，可能是现代使用南岛语各民族的祖先。距今约3390—2870年，在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存在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被考古学家被称作“浮滨文化”。（1974年7月，在饶平北部浮滨公社桥头大队塔仔金山首次发现并发掘。1993年命名为“浮滨文化”。）从浮滨文化出土的锛、斧、凿等石器生产工具和石璋等可判断浮滨文化已进入使用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而青铜器的出现，则可成为浮滨文化作为“南方地区中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早期青铜文化”这一观点的印证。曾骐认为，浮滨文化的内涵可作如下概括：典型陶器、釉陶、装饰花纹、刻划符号；石器生产工具、兵器、装饰品、礼祭用品；青铜器的出现以及墓葬。其刻划符号里有“王”标记，饶宗颐教授推断说，这“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周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在浮滨文化之前的普宁后山类型以鸡形陶壶、方格纹凹底陶罐和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在后山发掘的一批小型土坑墓中共出土了7个个体的鸡形壶，带有强烈的土著性特点。曾骐在《揭阳榕江流域的“后山类型”》中认为，“后山类型标志物的鸡形壶曾经是图腾的旗帜，生命力顽强，它在浮滨文化的早期阶段时隐时现，或改变原形，但在后来的浮滨化晚期终归消失了。”邱立诚在《再论浮滨文化》观察到，商周时期的浮滨文化区构成了汉晋时期古揭阳辖区的范围，其后更成为闽南方言流行的主要区域。这种线性发展并形成三位一体的社会历史人文现象是很特殊的也是少的。并认为从古越到古揭阳，再到后来的潮州文化、闽南文化，期间的发展和演变进程发人深思。黄挺认为，浮滨文化研究对于当下的意义同样在于提醒人们重视多样性，“至少我们应该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古文化，受海上交通的影响很大。”（《中国与重洋》）

　　公元前4世纪前后，来自西边珠江流域的南越文化覆盖式地替代了浮滨文化，显示了本地土著居民成分的改变。南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本地区的主人。即使有少数北方移民到来，也很快土著化了。

　　公元前214年，南国传来捷报，岭南平定，此为秦朝全盛时期，广东首次并入中国。秦始皇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以任嚣[xiāo]为南海尉（郡尉），总领三郡，首府设在番禺（今广州）。根据任嚣的战报，岭南人心不附，还需大军留驻五岭（南岭），南蛮。

　　秦朝军队与地方各有一套体系，将军和军中将领一般不兼任地方官，将领在外征战，家眷要留在关中。地方官则可以将家眷带在身边，任嚣、赵佗、禄等人兼任封疆大吏，这里埋下了隐患。

　　始皇本欲留几万兵马，收大军回中原，无奈岭南地大，山岭重重，人心不附。在任嚣的请求下，不但没有收兵，还增派赘婿、小商贩入岭南充军。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沿革志》：“稽潮事最古可徵者，当肇于嬴秦之戍揭岭。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置南海郡，以谪徙民与百越杂处，潮地始载于版图。”所设的行政机构是——“揭阳亭”。

　　从《史记》的记载，秦汉时期边塞防卫系统以“亭”为基层组织，为都尉、县尉的派出机构。我们都知道，汉高祖刘邦在发迹之前，曾经担任过泗水亭亭长一职，他正是从这个岗位上起步。按照史料中的记载，一个乡一般设有十个亭，但亭不是最基础的行政单位，在亭之下，还设有“里”。亭长，大概相当于现代的一个村长兼派出所所长。

　　秦朝灭亡，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赵氏仿袭秦制，在南越国内推广郡县，在戍守点“亭”的基础上升格为揭阳县，自在情理之中。但在“大一统”的观念之下，谮立为王者所设立各项制度是不被正统皇朝所承认、不记入正史之中的。

　　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下诏大赦天下，尽发罪人从军，十余万人，兵分五路南下番禺。南越各郡县闻说番禺已破，南越王和相皆被擒，便望风归附。其中揭阳县令史定率军民出降，封安道侯，食邑600户。南越国灭亡。

　　武帝将南越之地设九郡，迁移了大量汉人进粤。这其中不仅有普通商贾农民，还有军事人口和行政官员。在汉帝国之下的岭南，汉族人“与越杂处”，互相通婚，汉人在岭南站住了脚跟。自此两广地区一直隶属于中原政权，也成为以后历史长河中，中原汉人南下逃难的世外桃源。

　　其中南海郡设6县，包括揭阳。《潮州志·沿革志》载：“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平定南越，乃于南海郡置揭阳县，潮地有行政区划之设，殆以是为权舆（起始）。”至此，本地区有了中央政权统治下的县一级行政机构。从全国历代政区设置看，什么时候开始设县，就能知道它所达到的开发程度，成为观察某地历史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

　　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国北方就陷入了一片混沌和糜烂。王朝、军阀、少数民族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曾经繁荣富庶的中原开始变成了割裂的大地。北部、中部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开始集体南迁。这次史称“衣冠南渡”的历史事件，深远地影响了中华大地的文化分布和人口结构。按照比较权威的看法，这次移民潮的浪头，涌到五岭和武夷山以北，就停住了，未能进入今天的广东、福建。实际上，有些移民在江南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又继续南迁。其中有一些进入了本地区。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当时到达潮州的汉民的确有很多是直接进粤的，根据汕头大学医学院李晓昀等的研究成果，河南太行山人主要由北方汉族主要单倍群构成，广府和客家人则以南方原住民族主要单倍群为主，潮州人表现为北方汉族主要单倍群稍高于南方原住民族主要单倍群。基于单倍群频率的主成分分析显示，河南太行山和潮州人聚在一起，客家和广府人则与南方原住民族群体聚在一起。三大民系中，只有潮州人的中原汉族血统更纯正，与河南太行山人群的关系最近。（《潮州人与广府客家人母系遗传背景差异的分析》）饶宗颐先生在《福老》一文言：“按就其来自河南而言，则曰河老，就其处于福建而言，则名为福老。今漳潮尚自称曰河老，而他省及客家则称之为福老也。”而在文献方面，《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许多本地方志，都有东晋本区开始建置的记载。按《宋书·州郡志》的记载，东晋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是本地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

　　义安郡下设立五个县：海阳、绥安、海宁、潮阳和义招，它的地域，包括粤东和闽南。郡县的设置，说明本地在编人口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除了先迁入的移民和原来已经汉化的土著之外，多数是南迁中原移民。义招县就是最明白不过的例子。《舆地纪胜》引《南越志》说：“义招，昔流民营，义熙九年立为县。”所谓流民营，就是中原移民的营地。故饶宗颐《福老》有：“闽南之民，其初亦潮人也。”“晋时徙入潮州，有潮阳范氏，（《潮阳志》云：范思禺十世祖昌谷。仕晋郎官。始开榛莽于潮阳者。）此潮州氏族可考之最古者。”

　　公元4世纪开始，又有少量分散的中州移民来到了本地区。移民人数量越来越多，朝廷就将他们收编入籍。413年，义安郡建置，它的地域，从今天的潮州跨过闽南。590年，义安改置潮州。这个时候的潮州人，包括北方移民和归化朝廷的土著人。

　　当时史籍记载，潮州土著有僚、俚两种。俚是岭南土著，现代的壮族黎族就是俚人的后裔。俚人较早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僚也称蛮僚或僚蛮，是自古居住在闽粤赣边界的土著。南宋以后的徭畲、疍人，是僚人的后裔。蛮僚与中州汉人的关系较为对立。

　　中州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首次激烈较量，发生在唐高宗时期。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朝廷倚借本地的中州移民进行。中州移民在陈元光家族带领下，安抚俚人，与蛮僚进行了近50年的战争。这场较量推动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汉文化在本地的传播。饶宗颐《福老》： 

　　唐时中原氏姓迁入者，有潮阳洪氏，来自莆田。（洪良缵《岐北续修谱序》：洪氏祖，在福建兴化府莆田镇前涵头上。祖瑀、唐中宗时，知潮州府，遗一男适，适遗一男圭，字大丁，赐进士、工部郎中，授潮州府知府，因见潮邑山水之胜，创立龟山。后迁嘉定岐北，为洪氏之始祖可证。）大颠之先世，则来自颍川。其成群而南下者，厥为陈政、元光父子率领戍卒。考其自带兵，前后二批，首批府兵五千六百名，镇于绥安故地，次批军校五十八姓，为政兄敏、敷所领，屯梁山外云霄镇，时立四行台，其一自南诏下游直抵揭阳。

　　今潮之望族，若许氏、李氏、卢氏，皆当日随从之胤，（许陶随元光平寇，封昭应侯，见韩江许谱。李伯瑶助平蓝雷，封辅胜侯，见《李氏谱》。卢震助李诱蓝雷。）冠平以后，占籍漳潮，福老之民，即以此为主干。

　　唐末五代，中州汉人大量迁闽，也有一些迁入本地区。“东津刘氏亦于唐末自河东（即山西）来潮云。（《刘氏谱》云：世居河东，唐末刘嵩子颖，始居于潮。）唐末王潮入漳，从来者，多中州人民，后辗转入潮。（《崇正（祯）同人系谱》：吴氏世居渤海，散处中州。其后随王入闽，入于潮嘉等处，吴六奇即其胤。）其为王室之胤者，如潮安汤头王氏，即其一例。（《宋史·王大宝传》：其先由温陵徙潮州。《汤头王氏谱》：其先世自闽王审知其玄孙皿，始由泉州徙漳浦，移饶平黄冈，复迁海阳登瀛，又四传而至大宝。）其他自固始迁来者，唐初有东津薛氏，（盛端明《薛亹墓志》：远祖光州固始人，垂拱间，有参寇事于闽漳者，遂家于漳、后始迁东津。）”（饶宗颐《福老》）

　　宋代，本地区的汉人移民人数遽增，这些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使本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宋代潮州的地方官宦，对自己任职的地方环境，大都印象良好，在任期结束或者退休之后，就在本地区定居下来。他们的家族往往跟着移居本地区。仅就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民族志》和《潮州市志》两种资料统计，宋代移民本地区的家族共有41个，大多来自闽地，间或来自他省，基本上是官宦落籍。1992年《潮州市志》当时记载尚未包括饶平，但创于宋元时期的行政村就有132个，且多是创于宋代。这些宦仕世家，又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宋元之交，二帝播迁，自浙闽入潮州，又往西去，有一部分随跸的军民，散居在本地区。饶宗颐《福老》有详述：

　　南安林氏，林从周，其先西河人，自南安（即泉州）徙潮州（当来自五代），为海阳著姓（见余靖《林从周墓谒》）。

　　晋江陈氏，陈坦，福建晋江人，元符中，知海阳，占籍为秋溪陈氏始祖（见府县志，不注出处者下同）。

　　福州林氏，林绍坚，福州人，绍兴进士，入籍潮阳，再迁澄海蓬州富沙。其弟廷璧，潮州通判，占籍揭阳渔湖都。《崇正同人系谱》云：至正间，有林积福者，世农莆田，其第三子名梁懋，官潮州主簿，遂家焉，是为林氏人潮之始。

　　晋江洪氏，洪璞，洪适孙。绍兴中，授闽泉州晋江尉，遂家焉。裔孙贵生，自晋江迁丰顺阳田布心，为洪秀全先世迁粤始祖（见《洪氏宗谱》）。

　　宁化张氏，张衍，淳正时中宪大夫，自宁化迁上杭，其七世孙淑芳，端宗朝移居潮州竹竿山下，寻入兴宁，大埔张氏亦出此派（见《崇正同人系谱》）。

　　宁化刘氏，黄巢之乱，刘祥奔走宁化县，传十余世，至宋中叶，有开七者服官，移家潮州，寻迁居程乡（同上）。

　　龙游袁氏，袁琛，浙江龙游人，元丰谪潮，因家焉，墓在今潮阳灵步百井坪，潮、揭、澄三邑袁氏始祖。

　　为数无多，亦皆同化于福老。宋末闽人随宋帝来潮，实繁有徒，如镇平邱氏、揭阳谢氏、海阳程乡江氏，即其例。

　　丘氏，《客家研究导论》引刘士骥《梅州丘创兆堂记》云：梅州丘氏始迁祖文兴，文信国参军。先世由中州迁闽，信国勤王师起，与谢翱同仗气人幕，信国北行，与翱同归闽、道梅州北，今镇平县文福都，因卜居焉。

　　谢氏，《灵光集·谢翱轶事》：揭阳梅都翔龙厦乡永思堂谢氏有始祖翱公木主。《谱》载祥兴元年，翱公来潮之室母氏妈，生子怀壶，已八月，冬十一月，潮阳溃，公与妻子避居伺士村。元末子孙居移翔龙，怀壶公生子二，长东山公为桃山祖，次西河公为翔龙祖。潮阳隆井都九曲水，有翱墓。

　　江氏，《崇正同人系谱》：江万里，江西都昌人，弟万载、万顷，俱官要职，宋亡，其子孙避兵，迁闽家汀州，其后有迁广东澄海、海阳、程乡。

　　族群的结伴南迁使得移民落地粤东后自然而然地聚族而居，逐渐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这些南迁族群的文化先进性、聚集性、封闭性和自我管理使得其适应地域后构建的文化可以相对稳定地发展和传承，岭南以语言等文化特质为表征的三大民系文化开始形成。汉人在粤东地区此时已经占据绝对的文化优势，从上面所引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证明，潮州人与北方汉人相似性较大，而广府及客家人与广西壮族有较大相似性，可见潮州汉人南迁到达粤东后与南越诸族的融合较少，对民系渊源和汉文化留存持更为保守的态度。而当地古越族在强大的汉文化和汉人族群包围下很快地消亡或外迁。古越族仅有凤凰山的“畲”族留存，但发展空间被汉族不断挤占。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民族志·畲民》记载：“惟畲既屡悛不服，自宋即置屯戍，严保伍，为堵御之计。《粤大记》：潮与漳、汀、梅接壤，盐寇、畲民群聚剽劫，历任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宋宝祐五年，洪天骥知潮州，应变设奇，降者相属。又于梅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特用为援。且严保伍之令，以澄其源。”畲族只好走了一条和汉族南迁相反的路线，往江西、福建和浙江方向的山区地带迁徙。

　　明朝建立伊始，出于巩固政权需要，施行锁海政策。滨海的疍民大多定居下来，成为耕读传家的农民，汉化了。同时，福建泉、漳、汀三州又有大量移民迁入本地区。剩下来为数不多的坚守着海上生活传统的疍民（其中也不免掺杂了汉人移民），终于因为违背法令，在明嘉靖年间，被朝廷派重兵。这一场激烈的抗争，一方面促使本地形成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村寨。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壮大和宗族观念的强化。另一方面，坚持海上生活传统的本地人，被迫出走东南亚，成为早期潮籍移民。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为清代以后的潮州移民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这时潮人在心态、观念、行为方式、语言、风俗这些方面，都有了自己的特点，潮人成为汉民族的一个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分支。

　　清初，初到潮州的孟亮揆在《潮州上元竹枝词》中有“怪他风俗由来异，裙屐翩翩似晋人”之句，同样到过潮州的清代官员徐乾学也有《潮州杂兴》诗咏道：“无分晴雨穿高屐，岂是风流学晋人。”我们知道，史上有“魏晋风度”之说，魏晋人正是以褒衣博带和高跟木屐著称的，当时最著名的是大诗人谢灵运用于登山的“谢公屐”，而谢安也曾在得知淝水之战胜利后迈出门槛时“不觉屐齿为之折”。唐人刘恂的《岭表录异》中，就有关于潮人以袍木为屐的记载：“袍木产江溪中，叶细如桧，身坚类柏，惟根软不胜刀锯。今潮、循人多用其根，刳而为屐。”潮人爱穿屐的习惯，延续至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消失。

　　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各个朝代源源不断的中原移民，使本地区实际上成了一个文化的“聚宝盆”。而由于迁潮士民又乐以正统中华文化传承者“海滨邹鲁”心态自居，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因此，在竭尽全力保护祖先的文化、维护自身文化的尊严之余，他们还尽可能对土著及海外文明予以吸纳，然后紧紧地汇聚着，层层地堆积着，细细地咀嚼着，经过千百年的融合发酵，终于汇成自身血液，形成浓郁醇香的潮州文化。